彼岸

不祥

鼓掌

    1. 曾经有一个区域文化被称做“北部浪漫主义”，这种文化包括北欧的神话以及东北亚和阿拉斯加的萨满人的文化。它的广泛和神奇可能来源于他们原始的生活环境。请您谈谈您的家乡和您儿时的回忆。
    我于1950年的一个温暖的下午于Eindhoven的一条拥有很多新房子和配有街灯柱的人行道的街区内出生，在这条街的尽头是一片空旷的土地，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常俯瞰它，并将它命名为“世界的尽头”，但后来它变成了飞利浦公司的厂房基地。一天我决定搜寻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搜寻的过程中我跌入了沟渠中，鼻子受伤流血。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片土地迅速地转变成为了房子和街道，这些房子、街道和我曾经居住过的街区面貌很相似。随着我的成长，在 20世纪伊始Eindhoven成为了一个工业城市，这样的一个改变取代了原先的五个村落的小型工业，主要是酿酒业和雪茄制造业的地位（这些工业的所有者都曾是精英），飞利浦公司在这里设厂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劳动力便宜。紧接着飞利浦公司为了继续的研发和公司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培训人员，这就很自然地吸引了很多来自荷兰主要的教育中心的人才，于是我的父亲在Eindhoven奋斗终生。我的父亲是一个优秀的电气技师，曾经在鹿特丹学习，在那里他认识了我的母亲，她也是被这种自由的精神所号召，跟随了工程师和发明家，她来自阿姆斯特丹，他们这一代的努力使得公司在战后发展迅速。
    我已经习惯于飞利浦公司对于这个城市的无所不能的角色。必须承认的是飞利浦公司为城市里的居民提供了或多或少的利益。学校、居住区、医疗设施、保险机构、剧院、体育设施、公园、报纸传媒……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飞利浦工业存在的写照。（现在）我几乎无法回忆起哪个人的家人不是曾经在飞利浦公司工作过的(包括我的父亲和母亲)。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被称为“输入者”，不同于那些“本地人”。城里的一个年长的精英，一家雪茄生产厂家的主管Van Abbe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品的收藏者，他愿意将他的收藏捐献给城市，以支持城市建立起以他名字命名的博物馆。Van Abbe博物馆于1936年建成，并于1960年成为了欧洲当代艺术的先驱博物馆。
    我在Van Abbe博物馆花了很多时间，那时我的最大进展就是将所谓的“低端文化”和“高端文化”联系了起来。艺术被认为是建设全新社会的工具，这与强调应严格代表某一个社会阶层的古典艺术观念截然不同。这就使得这个博物馆总是和别的博物馆不同：音乐（主要是流行音乐）、诗歌朗诵、讲座、舞会、讨论等。在那个时候文化被认为是我们变化的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撼动着旧有的观念，并且对原先已经证实的有关国际政治的论断表示怀疑，我无法不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我们对于其他人和一直在号召的自我的表达权感到满意。在博物馆中你会发现许多关于尚未改变的世界的一些滑稽的主张，但是仍然给予了它们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利。
    我曾经参加过诗歌盛会的装饰工作，也表演过话剧，并且热切希望能够和一个摇滚乐队合作，但是因为我的害羞，这个想法并没有实现。我曾经写诗，曾经把我的房间的墙上贴满音乐家和艺术家的海报，并用不同颜色的灯光将它们照亮，曾经花几个小时入神地听肖邦的序曲并且尝试着通过我的吉他模仿他的作品所表达的情感，直到深夜我的家人命令我保持安静上床睡觉。我18岁时离开Eindhoven开始在Hertogenbosch艺术和设计学院学习。

    2. 为什么当初选择学习艺术？您的学生时代是什么样的？您受到那些艺术家的影响？
在我18岁时我并不清楚我应该何去何从，我并不清楚我高中之后的日子应该怎么度过。自从我所生活的环境开始被技术所占领，我从事了建筑这个行业，然而刚进入这个行业不久我就退出了，当我看到我的大多数未来的同事时我就萌生了退出的想法，这当然是非常出于直觉的。而后我申请到名声在外的工业设计学院学习，我参加了考试，后来又给艺术学院写了封信。当时我已经来不及被录取，但是院方经过会议之后接受了我成为这个学院的学生，当我走进这个学院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选对了地方。在这里找到那些拥有各自不同的有意思的人生而且都十分真诚的人，并且和他们朝夕相处是令我很高兴的事。
    我经常参观比利时佛兰德原始绘画博物馆，并且为能够唤起他们生活的景观的那些神奇的观察方法感到迷惑。我看到了布朗库西的雕塑之后就想象他那样创作，当我看到Diana Arbus的摄影作品之后我不得不说我感到自己返老还童了。慢慢的，我开始感受到了我所居住的世界，并且想去参与其中了。

    3. 您参加过什么重要的展览吗？您的代表作是什么？
    1980年我深信举办自己的第一个展览的可能性已经成熟。1983 年我在纽约参加了一个六个月的工作室项目，那时纽约还是一个任何艺术家都可以去的地方。1988年我代表荷兰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1992年我参加的第四届Dokumenta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开始认识到艺术世界是一种融合不同文化和地域的培养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忙碌着，而且这种感受使我对这些问题相关的所有人产生敬佩之情。第四届Dokumenta让我发现我正在参与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可以全身心投入进去的世界，是一个可靠的世界。

    4. 您的作品很幽默、很友好，也很机智。那您的主要艺术理念是什么？
    我尝试着真诚地对待我自己，这也就意味着我必须接受质疑。我深知想法和物体是永远不会被彻底定义的。我同样深知意念不能创造实物，但它能够创造矛盾，因为它总能够让我们去思考一些事情。人自然是要提出一些理念的，这也就是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所做的，我认为幽默是一个能够使矛盾的想法同时存在的一种方法。我很高兴我的作品能够和我的参观者保持友好。大约十年以前我为我自己取了一个艺名，我将他塑造成了尊重我的质疑，能够理解我无奈的感受，但同时又赞赏我的艺术作品，并且能和我交朋友，给我带来欢乐的人。我必须采用另外一种声音使他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人。Vasilly Wells就是他的名字，这个名字的开头字母证实我当时开的汽车的牌子；VW的“帕萨特”，意思就是“东风”。我为他找到的最后的住所在圣彼得堡。在他参观完我的工作室后他写道：
    艺术家能从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中了解到什么呢？出于这个原因，即使我们强制他去说他也是说不出来的。他已经被一种行为的负担所钳制，即一个更大的事实：它并不了解他的作品。不，让他离开他的家，他的荒野，他的马……
    关于我的艺术我能够说的是我热爱静止的物体。它们向我保证了明天还会再来。具有连贯性的基本感受和对它的信任在处理所有改变的事物包括想法都是很重要的。物体也在重要方面的范围之内因为它占领了空间：和我们所占有的一样的空间。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空间是我们能够返回的。我创作了建筑物、体积，也有图形。测定体积的艺术作品能够激起很大程度的感觉，因为它的表面不仅唤起了参观者伸手去摸的欲望，而且它会以一种完全私密的方式点燃作品和你的身体的关系。
    我从未去想过要明确地区分抽象和比喻，理性和非理性，建筑物和肉体。创作建筑物就意味着达到更高层次的抽象，去创造空间。在我的作品中我并没有使用象征主义，但是由于与形式和表现方法相联系，作品经常改头换面。我创作了一个带有钢针的圆铁环雕塑，命名为《不是给你的》，因为这是一个带有针尖的橘红色的圆环，所以看起来像是长着眼睫毛的眼睛，但它又像狮子必须要钻过去的火圈。我的作品采用铁和马鬃，当然是一个抽象的形状，但是这个形象很像Mario Broglio画中他的妻子所穿的女士服装的露肩处。他于1918年到1922年在意大利创办了Valori Plastici杂志，在杂志中我看到了他画的他妻子的速写。

    5.谈到荷兰，我们所了解的是豪情万丈的海盗、足球和文森特·凡·高。为什么这里的人这么有激情？
    荷兰人并不认为他们自己充满激情。放纵与激情，在我们新教文化中被视为罪恶，即意味着当你要发泄你的情感后上帝就会惩罚你并让你去炼狱。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海盗都是些生活在岸边的罪犯和过于好斗的人。足球是一项生意，而文森 特·凡·高是一个非常敏感和虔诚的人，他的苦难是无法避免的，他最终因为患梅毒死亡并且疾病让他最终精神分裂。我的母亲居住在凡·高曾经居住过的村子里，我喜欢他的作品，尤其是他写给自己兄弟的信。
    在我们的文化中感受不允许张扬，于是几乎没有任何能够丰富社会生活的典礼和仪式。人们家中晚上不拉上窗帘，因此路人可以看到房子里面的现象并非一种开放或是庆祝自由的标志，而是自律的体现；通过没拉上的窗帘你告诉全世界：“里面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你拉上了窗帘，人们就会开始想：他有什么想要藏的呢？我们需要的是受压抑的宽容。
    用来分享感受和想法的社会仪式的缺乏使得孤独感成为生活中的重要概念。当然其对立面也在这种“真空”的环境外生长起来，20世纪80和90年代自我放纵的文化已开始存在。然而尽管如此，荷兰文化并不必要去创造社会团体，因为如果这样做会同时给人一种个性缺失的感受。艺术教育了我，给我扩展对于社会和社会问题的灵感和可能性。从事艺术让我明白了很多未知的价值和做人的要点。

    6. 请您简要的介绍一下您对荷兰以及欧洲的当代艺术的看法。
    欧洲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并且于1954年签订了协议，协议旨在决定和保证欧洲各国互相合作并且无论以前有过什么过节都不发动战争。荷兰是一个小国，地势平坦，稠密地居住着1600万人。这是一个没有乡下的国家，唯一的自然之物就是天上的云彩。这个国家一直扮演着中介的角色，无论是货物还是理念。许多荷兰艺术家并不住在荷兰，他们非常的国际化。我对于60年代的人生发了一种复苏的感觉，对于70年代的人更是如此，因为这个时候艺术家心理的基本架构是对于新生事物的开放，并且相信“改造”你的世界的可能性，当然这个世界肯定是要变化的，但并非遵循我们的意见。政治的觉悟已经很自然地成为了当代艺术家的因素之一，无论是主观的还是盲从的。同时浪漫的想法也在艺术品中存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在沉思中流露出我们内在感受的手段。这两种不同的方向很好地反映了欧洲的精神状态：语言和文化的融合，并且它们都有共同存在的义务。

    7. 您知道中国的文化，比如中国的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吗？您知道《易经》、《老子》、《庄子》和禅宗吗？
    当我在20世纪70年代开办我的第一个工作室的时候，我花主要的时间去阅读，我记得当时我读到了Carl Jung著的书，他是瑞士很有名的心理学分析家，他在艺术界也很有名，他建议人们去阅读《西藏生死书》，了解生死的轮回。这激发起了我无穷的兴趣。这些60年代出生的人为追求新的体验创造了可能，在东方的哲学中都可以找到人思维的无穷无尽以及人所追求的满足所在。是的，我的确在工作的时候阅读过《老子》和道家的书籍。

    8. 您想对2008年的中国，对中国的人民和艺术家说些什么吗？
    有意思的是，我对北京并非很陌生。我试着不以羞怯的目光去看待世界，但是我很难想象如何去和13 亿，即世界20%的人交流。
    如果把回答的问题写下来，就会发现我所说的并不和中国有直接联系。我不知道我将来见到你们我会说什么，很可能就是“你好”……
    我对你能够采访我表示感谢。

   （朱羿郎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