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斯
回忆杨淑卿

《春》

 

  人生真是难以预测,我们的小师妹淑卿竟然早于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离开了我们。
  五十多年来,我们一起在美术学院学习,一起分配到雕塑创作研究所,共同创作、共同劳动、共同经历多次政治运动。解放初,我们都是十几岁就入了中央美院。当时,每周一学校举行朝会,全校同学站在操场观摩升国旗,每次都有两个漂亮可爱的小姑娘升旗。她们穿着背带像翅膀的小短裙,头上扎着蝴蝶结,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使升旗仪式变得十分美好,充满朝气。这一情景几十年来一直鲜活地留在同学们的记忆里。这两个小姑娘,一个就是杨淑卿小妹,一个是后来成了钱绍武夫人的叶苗田。
  由于淑卿比我们小两三岁,又长相娇小,所以在大家心里,她永远是小妹。她比我低一级,毕业后,因当时国家还没有专门的雕塑机构,学院留我们读了两年多研究生,两届同学共同努力奋斗,几年后建立了雕塑创作研究所。毕业后,我们第一次接受的任务就是创作志愿军纪念碑和辽沈战役纪念碑。我和淑卿二人一组,分配创作辽沈战役纪念碑的浮雕——辽西追击战。浮雕很大,层次较多,第一次做如此大的浮雕,感到压力很大。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找不到任何浮雕资料可以参考,又没有照相机,我们两人只好经常骑着自行车去天安门,仔细看老先生们做的纪念碑浮雕,心里默记如何处理,赶快骑车回来接着做,做着做着又不会了,就再去天安门。经过这次艰难的创作,我们两人感到有了很大的进步,合作得十分融洽,感情也更进了一步。
  可惜这一件任务快完成时,57年反右运动就开始了。经过激烈、可怕的运动,我们雕塑创作研究所20多个同学,包括我在内有8人被错划成了右派。为了划清界线,一般人都不敢和右派来往。淑卿一直和我住在同一栋楼里,她性格耿直、正义感强、关心人,十多年里,她很注意和我有来往,常打招呼,不让我难堪。文革初期气氛紧张,她经常骑车特意从我身边骑过,说几句宽慰话后就快些离开,这些对我都是非常大的安慰。尤其文革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我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诬陷为军事武装特务、翻案右派和现行反革命。定案讨论时,全研究所在军宣队领导下开会,气氛十分紧张,大家都很害怕,很少有人敢讲真话。她竟然发言说她不同意。她是台湾籍,又有很多亲属在台湾,文化大革命中自然是怀疑对象,压力已很大。但她竟能这样不顾自己的安危,正直地发言,是多么不容易。她在我心里,永远是最珍贵的朋友。
  文化大革命将近尾声时,大家陆续从农场回到北京等待新的安排,这段时间有一年左右。这时社会上政治气氛逐渐缓和,我们楼内和附近的同行们都急着恢复业务。淑卿家和我家都安上了一个40瓦的电灯,这在当时是很奢侈的(我家为了节电,在厨房和厕所中间墙上打一个洞,只安一个3瓦灯泡微光照明),有时在我家,有时在她家画模特,街坊邻居、老人小孩、农展馆各省来的讲解员……都成了我们的模特,每晚找一个人来。靳尚谊热心地帮助大家提高素描水平,后来,逐渐的几乎每晚都在她家画画了。淑卿永远热情地接待大家,她的家成了我们的进修画室。那段时间,大家收获实在非常大,我想不少同志都会记住和感谢他们夫妇俩对大家最珍贵的帮助。尤其我业务已生疏很久,这段补课对我尤为重要。正好领导上派我到西藏去体验生活,我凭籍业务的恢复和提高,较好地完成了任务,搜集了很多素材,每想至此心中总是充满了感激。
  我们雕塑系共有九个女同学,当时宣传新中国第一批女司机、女飞行员如何刻苦,提倡铁姑娘精神,我们都默默地努力,要不愧为新中国第一批女雕塑家。大家互相勉励:要坚强、要能吃苦。淑卿个子较小,但由于从小在台湾吃过苦,很小时就在街上卖香烟,所以她从不娇气。我常说她娇小瘦弱的身体,能量可不小,干起活来好像连肠子的力气都使出来了。因为每天和湿泥打交道,冬天我们的手指甲两边都裂着口子,当年又没有任何护肤品,她从南方来,手裂得最厉害,十指经常都贴着橡皮膏。文化大革命初,集中去故宫复制《收租院》泥塑,管理十分严格,常常加夜班,早上不许迟到。她家离得很远,孩子刚一岁左右,婆母又被红卫兵赶走,她每天背着孩子,跑来跑去,白天在故宫干活就把孩子托给别人。如果不是她的坚强,有能吃大苦的精神,那一段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在处理家庭问题上,淑卿也有很高的修养。靳尚谊的弟弟没有房子,淑卿家的房只有窄小的两居室,但很长一段时间,她让弟弟、弟媳和他们挤住在一起。这在一般人来说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但从没听她说过一句不愉快的话,总是十分亲切地叫着弟弟的小名。邻居们都对她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的大度和修养十分敬佩。
  淑卿一生为人低调,从不张扬,几十年来默默地刻苦地进行雕塑创作,留下不少成功的作品。她非常注重真情的表达,创作出如《姐妹情》、《延河情》、《母与子》那样感人的作品。在室外雕塑作品中,她追求多种表现手法来表达不同的主题,如玉渊潭公园的《中国少年英雄纪念碑》组雕、亚运村的《舞影婆娑》、石景山公园的《蕾》等,虽然表现形式截然不同,但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自选和任务创作中,她都努力追求不同主题、不同形式和多种材料的创作。尤其在木雕的研究上,创作出多件精品,如《泼水节》、《延河情》等。她的作品得到社会的认可,获得广泛好评,有的作品为中国美术馆收藏。
  在靳尚谊担任中央美院院长之后,她尤其注意对同志们的态度和关系。她生病的时间长,不少同学都经常去看望她。他们夫妇俩总是十分热情地接待,还教育孩子尊重叔叔阿姨们。我常想,人的一生在不同阶段,不同处境下能做到像她这样让人们敬重和怀念,实在是难能可贵。
  我们永远怀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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