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耘乐育
42 返本开新——中国传统雕塑研习与创作课教学引发的思考

儒——留念 刘 兵

拿桨的老人(2007年) 陈 涛

 

 

    在中国当代雕塑风生水起之时,雕塑界对中国传统的关注也日渐升温,原因何在?回归传统是否符合中国雕塑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前进方向?回归传统是否与雕塑的当代性相悖?怎样在中国传统雕塑与西方雕塑教学与创作体系之间建立联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我讲授中国传统雕塑研习与创作课期间,一直萦绕心头。对这些问题的作答,要有较为理性的思考,而理顺思路对于课程的进一步开展极为重要。
    中国传统雕塑研习与创作课是广州美院雕塑系开设的一门新课,作为一门专题性创作课,它与以往关于中国传统雕塑的课程不同,不仅仅是对古代雕塑的考察与临摹,而是在研习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强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对中国古代雕塑的研究为核心,增进学生的民族文化底蕴,从而拓展和深化学生的艺术创作思维,引导学生发现当代雕塑创作与传统雕塑语言结合的可能性。吴雅琳老师为该课程的主要推动者,三年来也一直是该课的主讲教师,我主要负责为课程提供理论上的支撑,也正因如此,才引发出文
章开头那一系列的追问。我想,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需要回溯到中国雕塑传统的断裂,也就是西洋雕塑引入的那个时期。
    中国近现代雕塑民族化的不彻底性
    中国近现代雕塑的发端,是20世纪初西洋雕塑的引入。在那个时期,强调中西雕塑传统的合璧,探索近现代雕塑艺术的民族化之路,是有一个很好的开端的,最早一批留学西欧的雕塑家已经开始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尝试。滑田友先生就是代表性人物之一,多年后,他在《谈雕塑的组织结构》一文中,阐述了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六法”对他雕塑创作的启发,提出要吸收中西艺术传统的优点,“化到我们自己的东西中来”,正是此意。他的雕塑作品也很好的体现了中西融合,而且是一种深度的、精神性的融合,不是表面化的、形式上的生硬嫁接。
    1960年,中央美院开办第二届雕塑研究班,由刘开渠先生主持,傅天仇、钱绍武为助教,学员主要来自各艺术院校的雕塑教师。这届研究班的艺术思想应该与苏联专家克林杜霍夫主持的第一届研究班有所不同,西洋雕塑民族化的观念有所凸显,从研究班的毕业作品中可以看到更多中国品味了,例如田金铎的《稻香千里》和孙纪元的《瑞雪》等。
    但是,这一民族化的良好开端并没有很好的延续发展下去,在战乱及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它被遏制而枯萎了。钱绍武先生在回顾中央美院雕塑系的教学时就谈到,解放之初,雕塑教学主要的缺点是简单化,简单地要求反映生活,简单地要求为政治服务等,对一些老教师的长处和优点不能充分理解,相反还予以片面的、粗暴简单的批评。当时唯一的榜样就是苏联,本来我们在探索的中国雕塑之路,一下子被一个具体典型给替代了,而且由于政治的原因,这种重视基础写实技巧的苏式雕塑成为了教学和创作的唯一标准。在60年代初,曾经有短暂的一段时间,我们逐渐注意到老教师的可贵经验,逐渐重视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但紧接着的“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又将这种趋势完全扼杀了(1) 。这里多次提到的“老教师”应该就是指滑田友、王临乙等几位先生,他们遭到批判的应该就是对形式美的追求,以及对民族传统的探讨。尤其是在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本应是中国雕塑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阶段,实际却是最漫长的一个严寒,在这个时期,雕塑唯一被允许、被主张的样式就是意识形态化了的“苏式雕塑”,这种样式与中国自身的雕塑传统保持着十分警惕的距离,民族化最初的一些成果也就这样被消解掉了。
    上世纪80年代,当中国的国门再次开放,西方艺术已几经发展,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各种新奇的样式涌入中国艺术家的视野,被禁锢的创作冲动需要痛快的释放甚至是宣泄,大家急于尝试各种“主义”,于是中国雕塑快步跟进,跨越了自身发展的逻辑链条上的两个阶段——近代主义和现代主义阶段,一步迈进了后现代。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都有共识,殷双喜在《“当代艺术”与“当代性”》中就谈到,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不具有西方艺术史的某种逻辑顺序,具有跳跃性、同时性、杂乱性等特点;何桂彦也提出中国当代雕塑缺乏一个近百年的现代主义传统,是从“前现代”阶段直接进入西方后现代的一次“大跃进”..。
    中国雕塑的近代主义、现代主义阶段,应是民族化探索与实践的重要阶段,西方传入的雕塑样式与中国几千年的雕塑传统相碰撞、相磨合,生发出符合中国文化语境、中国审美传统的近代雕塑、现代雕塑,在它们充分发育、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的当代雕塑将更具生命力。但历史现实并没有照此逻辑循序渐进,如上所述,中国雕塑的近现代阶段是为战争服务、为政治服务以及被荒谬的极左思想压制的过程,对雕塑艺术自身的探索与完善几乎无暇顾及,因此本应在这一阶段完成的民族化的任务,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被迫结束了。可以说,西洋雕塑从传入至今的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始终没有能够完全的、充分的与中国传统雕塑相触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触碰,基本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其民族化是极不彻底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缺环,这一缺环也影响着当代雕塑的发展轨迹。
    我们要不要“补课”?
    历史是不可逆的,很多人看到了中国近现代雕塑的缺憾,看到了民族传统的断裂,但似乎这已经是既成事实,我们能做的只有接受、顺应。我们究竟应不应该“补课”?应当怎样“补课”?“补课”是不是就意味着要走回头路?很多时候,艺术发展的方向是需要理性思考的,不然我们要理论何用?理论来自于实践,而总结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践与发展,不是用来“点缀”。
    艺术家作为个体,他的发展应该是自由的、随性的,是坚持个性、特立独行的,而理论家、教育者则必须是理性的、清醒的、有导向性的,艺术就是要在艺术家的个性化轨迹和理论导向的牵扯与互动中,保持自身发展的内在张力,才不至成为脱缰野马或者是死水一潭。
    目前,我们的理论力量太过集中于对当下的关注,就好比是理论家与艺术家到了同一条路上奔跑,理论家只是注意哪个艺术家跑得更快、跑得更美、跑得更与众不同,这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停下来想一下——我们是跑去哪里?是不是要跑得这么快?是不是一定要沿着这个方向?沿着这个方向会不会到达目的?我们是不是就只要一个目的?就这么一路跑下去还有没有力气?是不是需要一些补给?
    简单进行一下学术史的梳理就会发现,在当下,还是有一些理论家、雕塑家对中国雕塑传统问题进行着思考。
    1995年,《雕塑》杂志上就曾开展关于中国雕塑传统的讨论,其编者按写得颇为深刻,指出在认识、阐释中国传统雕塑艺术时,“我们常常不自觉地套用吻合西方雕塑艺术的美学原则”,原因之一是中国古代雕塑理论匮乏,并无形中淡化了中国雕塑已达到的成就和地位;原因之二是系统的西方艺术理论及美学体系传入我国,客观上成为我们的重要参照。但是,这一现象的后果就是造成中国雕塑艺术行为上的被动与盲从,中国雕塑艺术自身的美学价值受到削弱甚至扭曲。对继承、弘扬中国雕塑的民族传统的呼吁,在艺术实践中很难也很少得到回应与体现,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该讨论收录了几篇关于传统雕塑的文章,其中钱绍武先生的《漫谈写意传统——学习民族艺术形式的教学笔记之一》一文(2),是对于中国艺术写意传统的精彩解读,与次年发表在《美术研究》上的《浅谈“气”——学习“民族形式”的笔记》堪称姊妹篇,是钱先生在多年雕塑创作实践与传统文化修养中的体悟,文章深入浅出,为雕塑家应该怎样切入去理解中国传统艺术,怎样将其与西方雕塑相联系,提供了一条道路,是我们宝贵的理论财富。
    作为理论家,孙振华先生较早地对雕塑界继承民族传统问题进行过思考,他分析了当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雕塑家继承民族雕塑传统的不同立场,并进一步指出民族雕塑传统要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表现形式,一是民族的精神内涵,他认为继承传统作为一种艺术表态是容易的,但真正通过创作来实践是很困难的,而且它很可能会成为一些伪劣作品的“大而无当的遮阳伞”。可以说,这些对雕塑创作中传统继承问题的探讨是深刻的,是思辨的,对今天而言仍是有指导和警示作用的。
    近年来,雕塑界关于中国传统的讨论更为普遍和深入了。2003年,《雕塑》杂志上发表了殷双喜先生分析蔡志松先生作品的文章,其中就有对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雕塑创作的探讨,他提出的观点体现出一个具有艺术史观的理论家的思考:
    “以20世纪从西方引入的学院雕塑为主体的中国雕塑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转换只是刚刚开始,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意境正在成为中青年雕塑家的重要创作资源。”
    “开发传统艺术中的形式语言,使之为表达现代人的精神状态服务,是当代中国雕塑的一个重要课题。”
    “现代雕塑对于中国雕塑来说仍然是一个有待展开的历史性课题,需要有一个较长时段的创作实践。”
    王少军先生也是对中国传统艺术及传统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者,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
    “雕塑作品如何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这的确是一个很大题目……有人认为,掌握了某些传统雕塑语言就懂得了传统文化,也有人认为,临摹一些古代名作就是在表现传统文化,其实,这都不全面。我以为,中国传统文化说到底就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几千年来维系和支撑着中华民族繁衍生息、成长发展的精神。”(3)
    吴雅琳老师也曾撰文分析当下雕塑高等教育中传统的缺失问题:
    “近十年来,中国雕塑界呈现出相当活跃的学术气氛,学院教育与西方当代文化艺术接轨,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然而,如果中国雕塑想追求一个真正多元的生态,那么不仅是在院校,而且在全国的各种雕塑展览中,作为人类进步发展重要一脉的汉文化也应该占有其一席之地。但令人遗憾的是,……真正以汉文化为学理、
实践背景的雕塑作品,较之于目前如火如荼的当代雕塑语言、后现代语言等,明显趋于弱势。”(4)
    2006年,我初到广州美院工作时对胡博老师进行过一次访谈,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围绕中国传统雕塑,先生明确指出:
    “我们应该逐渐建立起中国的雕塑学,……几千年来为什么我们的雕塑成不了“学”呢?因为没有理论嘛。……西方有雕塑史,我们中国的雕塑史还很不完善,尤其缺少对古代雕塑在美学方面的定性、定位。”(5)
    “建立起中国的雕塑学”,简短而有力的一句话,应该在中国雕塑家和理论家的心中引发了共鸣、震动、感慨与思索,我想这不只是胡博先生一人或一代的理想,而是几代中国雕塑人为之共同努力的目标。
    2008年,中国雕塑学会召开了“首届中国雕塑学术论坛”,其中也有关于中国传统雕塑与当代雕塑创作的议题,席上的发言可以说比较全面地代表了当前雕塑界关于传统雕塑的认识与观点。西安美术学院的陈云岗先生分析指出,20世纪初留学海外的艺术家,最终又都回到了本民族的文化基础上来,这种回归似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对于传统的继承,王少军先生明确提出两点:一是继承与弘扬民族文化应该是一种转化,二是艺术家对传统的继承要以个人的角度介入,将来传统的再生也是个性化的,这应该是他在个人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对传统问题的更深入认识和思考。刘骁纯先生在发言中也强调“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去寻找传统。拿出自己的一套方法来,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其中也有质疑的声音,刘礼宾在发言中就提出,雕塑系的学生在继承中国传统雕塑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他个人看不到这样做对中国雕塑的学院式教学和创作的影响何在。..
    将这些雕塑家、理论家的观点如此一一罗列,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的观点与表述都极为精彩,是对中国雕塑发展方向的认真思考,二是他们所谈的问题长期以来是被大多数所忽视和冷落的,不是学术舆论的主流。从这些真正对传统文化有过研究和思考的雕塑家和理论家看来,传统是不可回避的,是我们“活的资源”,更是我们应该建构、完善的对象,我们自身也是传统的一部分。而具有现代主义性质的,基于传统文化和传统形式的雕塑本体语言的研习和实践,简单说是对“有中国意味的形”的研究,可以看作是我们继承传统的第一步,而且在当代也仍然有着广阔空间。虽然有些雕塑家正有意无意地进行这方面的实践,但我们依然要加强这方面的理论导向,鼓励雕塑家坚定于这种方向性的探索,不要被潮流所裹挟,因为这是真正能够促使当代雕塑面貌多样化、个性化的途径。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对传统的继承,不是表面的挪用和嫁接,而是传统文化内涵、艺术家个性体验与当代文化情境的融合与物化,形式的民族化取向是外在的,更重要的是作品内在精神性与民族文化根基的呼应或一脉相承。
    返本开新——西洋雕塑的民族化与传统雕塑的现代化
    返本开新,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化历程中寻求到的理路,即返传统儒学之本,开民主、科学之新。“返本”是手段,“开新”才是目的,借用到雕塑艺术领域同样适合,那就是返传统文化艺术之本,开当代雕塑创作之新,这是对传统艺术所应持的科学态度,是我们研习传统艺术的终极目的,也是传统雕塑现代化的途径之一。
    广州地处南粤,跟众多文物大省相比,在传统文化积淀及古代雕塑的实物资源上,并没有先天的优势可言。但在上个世纪初,广东是西洋雕塑引入中国的前沿地区,同时,一直在南粤大地上保持着传承与延续的石湾陶瓷艺术,也是中国传统雕塑艺术最后的标本之一,新与旧、西方与东方、外来与传统,向来在这里有着共生与对照。也许在这样一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思维更容易具有发散和顿悟的灵光。
    前不久,我在拜访胡博老师时,谈起关于中国传统雕塑研习与创作课的问题,先生短短几句话,又令我茅塞顿开,对课程的方向设定又清晰了许多。他提出中国雕塑的发展应该有两条线:一是中国传统雕塑的现代化;一是西方雕塑样式的民族化。这两条线究竟是应该殊途同归,有一个交集;还是齐头并进,互为映衬,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认真想来,西洋雕塑的民族化与传统雕塑的现代化其实都是在进行一种融合,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或者说本质上都是为推动中国传统艺术现代化而进行的努力,二者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
    西洋雕塑民族化的探索适合在当前的学院教学中推广,它的基点是西洋雕塑的教学和创作体系,融合的可能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或形式,表现的是对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的理解,但手法或者叫技法仍然是学院传统,在泥塑造型的训练中,这可以作为实践方向之一来提倡。传统雕塑现代化更适合于艺术家的个性探索,它的基点是传统雕塑的技艺与审美,融合艺术家的个人体验,其中自然会注入当代的文化观念,但基本面貌仍是传统基因的保留。
    这两个方向的探索,可以在艺术家和艺术创作的不同层面展开,分别以陈涛、魏华两位雕塑家为例,前者是基于严谨的学院造型传统上对中国人精神状态、文化内涵的深入推敲,可以看作是西洋雕塑民族化的探索;后者是基于对石湾传统陶艺的研习,将传统资源与当代文化、个性情感相融合,可以看作是传统雕塑现代化的实验。两者创作面貌各异,而本质都是对文化经络的续接,是在不同层面上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行努力和推动,这种努力与推动不但没有脱离当代语境,而且还在众多当代雕塑中有着相当明确的标识性,不是人云亦云的跟风。
    关于传统问题的讨论只是刚刚开始,它不会有终结,有些观点认为传统不需要强调,强调反而会显得不够自信,其实不愿堂堂正正地面对自己的文化、研究自己的文化,也是不自信的表现。
    艺术到底要向何处去?三十年来我们的模仿多于探索,是时候寻找自己的道路了。当然,并非只有回归传统才是唯一出路,但它肯定是出路之一。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胡博教授和吴雅琳教授的不吝赐教,特此致谢!)
    (韩小囡 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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